假设有这样一个场景，你会做出如何选择：

你需要钱来操办女儿的婚礼，所以想卖掉一些股票。在你所有的股票中，蓝莓牌瓷砖是一只赢利股；如果你在今天将其售出，就会得到5000美元的收益。你持有蒂芙尼电机相同的股份，现值是5000美元，但低于你的买进价格。你更有可能出售哪一只股票？

卖出蓝莓牌瓷砖，会记录下一笔成功的投资，而卖出蒂芙尼电机，则是失败的一笔。

可以预料，对此的金融研究中，记录了大量人们售出自己的盈利股、保留亏损股的偏好。这个现象被行为经济学视作一种偏见——处置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项调查研究的国家——美国，卖掉亏损股是可以减免税赋的，而卖掉盈利股却必须纳税。即便不从投资组合和两只股票的基本面等情况去评估，只从金融常识的角度出发，卖掉亏损股是更为明智的。

但只有在12月接受调查的人会卖掉更多的亏损股（马上到了年度税务清算时间），而在剩下的11个月，他们抛下基本常识，依然倾向于卖掉盈利股。

做投资决策时，即便我们对投资品种做了充分深入的研究，但目标和计划落实到决策层面，往往会发生不小的偏离，甚至背道而驰。

因为在我们的本能思维中，暗藏着不少陷阱，这些陷阱并不被我们所认识和体察，因为它在我们进化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帮助我们得以生存、繁衍，但是在某些场合（如金融市场）中，却起到了反作用。

01 风险规避还是冒险一搏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对人们在财富变化中风险喜好做过一个经典的问卷：

你很可能在问题1中选择“肯定会得到900美元”，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得到900美元的主观价值肯定比有90%的可能性得到1000美元的价值要大，大家会选择风险规避。

而在问题2中，大多数人就会选择有90%的可能性会损失1000美元，因为必然的损失令人反感，因而会让人冒险一试，说不准（10%的概率）可能一分钱都不亏呢。

同样的人，同样的概率，会让人在问题1中选择风险规避，而在问题2中选择冒险一试。

卡尼曼将系列问题扩展开来，给出了诸多不同的场景和选择来试验，结果都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

人们在收益状态下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在亏损状态下更倾向于承担风险。因为人类天生是损失厌恶的，“失去”所给人的感受比“得到”是更为强烈的。

所以，当蓝莓牌瓷砖有浮盈收益时，我们会倾向于规避风险而获利了结，以免股票未来下跌，而如果抛售亏损的蒂芙尼电机会产生强烈的负面感受，继续持有，讲不定能回本，不会产生任何损失。

我们有时会在一只套牢的股票上坚持很久，等着回本的那一天，正是基于此，我们天生地会止盈不止损。

02 高估与低估的一线之隔

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曾与卡尼曼共事过，他发现人们在做理财决策时，往往会发生偏差，对物品产生错误的定价，他和卡尼曼合作了一项经典实验：

实验结果很有戏剧性，卖方的售价平均是7.12美元，买方的出价则为2.87美元，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总是得到相同的结果，平均卖价大致是平均买价的两倍。

卖方标注的高价反映出他们在放弃已经拥有的物品时很不情愿，这种不情愿与婴儿在自己特别看重的某件玩具被拿走时表现出的焦虑一样。

塞勒将此现象命名为禀赋效应：当个人一旦拥有某个物品，那么他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拥有之前大大提高。对于行为经济学的贡献也让他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投资中，我们有时也不免限于禀赋效应的“圈套”，对于持有的股票，我们认为它值得更高的收益预期，对其价值的评估大大提高，哪怕标的的价格已经体现了其客观价值（7.19美元>6美元），甚至出现了一些瑕疵或问题，但我们依然视而不见，仅仅因为我们持有它。有人甚至会爱上持有的股票，产生了信仰，无论它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

另一方面，实验中，买家肯出的价格（2.87美元）大大低于杯子公允价值（6美元）。对于我们没有拥有的东西，人类本能地会低估其价值，大脑成像的证据也证明了以特别低的价格购买商品是件令人愉悦的事。

对应的，在市场中，也存在着另一种极端，当你想买某类资产，总想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购入，总会嫌它的价格太高，估值太贵，不合理。谨慎是好事，但过于谨慎也是一种贪婪，优质的标的得到市场的公认，很少出现特别便宜的时候，往往很难让人下手，许多人往往就因此错过了大牛股的机会。

对于标的估值的高或低，可能仅仅是一线之隔，取决于我们是否持有它，有时可能大幅偏离它本身应有的价值。如何更公允、客观地评估，不受主观情绪的影响，依赖于是否我们跳脱出禀赋效应的陷阱。

03 害怕将来后悔

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警告：“不要这样做，否则你会后悔的。”人们做出的许多决策都是因为不想后悔。后悔的直觉非常一致，而且还很明显，卡尼曼做了这样的一个问卷调查：

谁会更后悔呢？

结果很明显：8%的受试者说是保罗，92%的受试者说是乔治。

从客观角度来看，这两位投资者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现在拥有A股，而且如果拥有B股可多赚同样的钱。唯一的区别在于，乔治没能赚更多钱是因为他采取了行动，而保罗则是因为没有采取行动。

人们对于采取行动（偏离默认）而导致的结果，会比因不行动（默认）而产生的结果有更为强烈的情绪反应。

当你持有一只股票时，你默认的选择是不售出，所以乔治更为不幸。

现实情况中，对于表现不佳的股票是否卖出的决策，我们心里不免也有类似的挣扎：该不该换股票，已经横盘了这么久，估值已经很低了，万一换了票，它涨了起来怎办？我会后悔吗？

此时，我们可能无法合理地评估这只股票与其他投资机会的优劣，基于主观后悔情绪的权重占据主导，将我们拖入了思维陷阱。尤其在面对有更优投资机会的存在时，后悔理论的机会成本就会很高。

应对：商人思维与宽框架

实验经济学家约翰·李斯特曾研究过美国各种棒球卡的贸易市场，发现新手普遍不愿意割舍自己手中的球员卡，但是这种不情愿随着贸易经验的增多而最终消失。他进行了一些不同的实验，都发觉经验丰富的商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禀赋效应的迹象，交易时没有表现出不情愿。

商人经过大量的交易决策后，会将单次交易至于更广的框架下，对于单次交易的损失厌恶或是不情愿也大大降低，他们明白交易总是有赚也有赔，一味地追求每笔交易的不赔钱反而会丧失更多的大机会。

而卡尼曼也设计了一对在行为经济学中有着重要地位的选择题，使人们重新理解了理性的含义。

在设想你需要做下列两组决策。首先查看全部决策，然后作出选择。

按照前面的论述，我们大部分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A和D。而卡尼曼再抛出了一个选择题：

这个问题很容易！BC选项明显比AD选项更占优势。在第一组决策问题中有压倒性优势的选项AD在第二个决策问题中是不被看好的那两个。

这道选择题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将明显问题的答案拆分以后，很多人就会选择比较不理想的选项。在收益时规避损失，处于亏损状态时承担风险是要付出代价，其中重要的差别来源于如何看待问题：

·窄框架：分别思考两个简单的决策问题。

·宽框架：一个有4个选项的综合决策问题。

选择宽框架明显更好，它让我们更综合地考虑问题。因为在窄框架的情况下，做的决策被当做唯一需要做的决策，并且要体会在这个决策带给自己的情绪反应，很容易落入了自己的思维陷阱。

同样，如果将单个标的的投资决策看做众多决策中的一个，并入到“投资组合”的框架中，对于损失情绪反应则会大大缓解，实验者也通过心理评估方法证实了这点。

这时，面对售出盈利股还是亏损股的抉择也会更客观，从整体的看法出发，售出的是最无可能在未来盈利的股票，而不去考虑它现在是盈利股还是亏损股。这样就可以避免做出对个别投资标的有利，但对整个组合却不利的决策。

对于我们的财富管理，如何选择大类资产，将其置于资产配置的大框架下，也更有利于做出正确的决策。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卡尼曼还给了一个小建议，因为损失厌恶结合窄框架是一个代价很大的祸端，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降低查看自己投资结果的频率来避免这一祸端。时刻关注每日的资产波动是一个始终亏本的对策，因为频繁的低额损失带来的痛苦比同样的低频收益带来的快乐程度更为强烈。

刻意避免查看短期结果，除了可使投资者的心情更为愉快外，还可以提升决策和结果的品质。